2020年宏觀政策的關鍵詞:鞏固、穩定和平衡

  2020年是三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宣告之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是“十四五”規劃的制定之年。這一年,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將需要完成多項重大歷史性任務,需要平衡好多重發展目標的關系。在2018年,新一輪經濟下行壓力全面顯現。在2019年,中央系統布局了全面激發民營經濟發展和啟動較大力度逆周期調控的政策體系。2020年的總體基調將是保持政策力度和方向,釋放政策效能,鞏固發展成果。

  正在穩步尋找轉型:

  經濟增長穩中趨緩

  增長質量將穩步提高

  如果我們把2012年經濟增長率“破8”作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正式開始年,那么中國經濟轉型已經經歷了8個年頭,并且仍將延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經歷多次調整期,但是一般調整周期都不會超過3年。以慣常思維來衡量,這次轉型所經歷的周期十分漫長。超長周期超越了社會各界的心理底線,當部分經濟指標出現一些拐頭性變化的時候,人們時不時就會出現經濟觸底反彈的樂觀預期。在2016年一季度,我們經歷過這樣的誤判,人民日報發表權威人士訪談,及時糾正了這樣的錯誤預期。隨著政府實行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煤炭、鋼鐵和建材等行業的大力度去產能措施,疊加保障房加速上馬,使上游工業品價格大幅度上升,工業效益快速回升,形成了自2016年四季度到2018年一季度連續6個季度中國經濟穩步回升態勢,形成了社會各界普遍預期中國經濟已經周期性觸底回升的基本判斷。研究者利用各種西方經濟學的周期理論,包括朱格拉周期、庫存周期、存貨周期等論證經濟回升的邏輯根據和周期支撐,形成了一次普遍的誤判。從2018年二季度開始,各種下行壓力重新顯現,經濟增長重新回到緩慢下行的通道之中。

  實際上,自從2012年中國經濟步入轉型期以來,轉型過程始終遵循“傳統高增長的各類需求相繼回落,同時伴隨經濟結構和動力轉變”的基本規律。撇開去產能通過價格變動對宏觀數據的擾動作用,中國經濟一直在穩步尋找轉型周期的底部。撇開2016年去產能導致的上游資源品和工業品價格大幅度上漲以及隨后回落的擾動因素,中國經濟仍然處于從2012年以來的穩中趨緩的回落態勢中。傳統高增長需求,包括出口、工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銷售和汽車等大宗消費,均已經回落到正增長附近。

  2016年一季度出現的樂觀預期,是人們對以互聯網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前景過早過度樂觀造成的。2018年的樂觀預期,是對工業數據持續穩步回升表征了中國經濟步入新一輪工業投資增長周期的誤判造成的。從社會預期和實際經濟增長的關系來看,對2020年,研究者普遍預期會比2019年要差,但是實際情況可能差不到哪里去。

  透析這輪周期調整:

  經濟增長下行面臨三大壓力

  距離底部區域已經不遠

  從2012年算起,這輪周期調整起碼會超過10年。為什么會經歷如此長周期的經濟調整?

  答案是這輪周期調整跟改革開放以來任何一次周期調整都不同,它是針對改革開放40年來,甚至是針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根本性調整。因此,調整的深度、廣度和厚度都是空前的。它跟全球經濟周期性變化有關系。各種宏觀政策可以推動和影響經濟調整的節奏,但是不能改變調整的基本方向。

  從表現形式看,這輪經濟調整首先表現為各種傳統高增長需求相繼回落,同時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根本轉變。從內需和外需關系看,我們進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經從最高峰期的70%左右下降到30%以上。從消費和投資關系看,2018年我國消費對新增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0%。從服務和制造關系看,我們純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33%左右。因此,從需求結構調整來看,中國經濟轉型已經完成。

  那么,為什么需求結構同時伴隨著三產結構已經調整到位,經濟下行仍然不見底?新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熱熱鬧鬧,為什么仍然難以彌補舊需求下降的缺口?這里的關鍵是要尋找到形成這一輪長周期下行的真正根源。

  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體量不斷增長,已經成為世界巨無霸的結果。目前我國每年新增的GDP已經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總量。體量大了,增長自然就困難了。這種觀念看似十分合理,實則缺乏邏輯。美國經濟是世界上第一巨無霸。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經濟體量甚至幾乎相當于歐洲的總和,且人均國民收入超過6萬美元,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美國仍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僅僅以體量大作為經濟增長變緩的主要原因,缺乏根據。我國經濟現在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確相當于過去增長幾個百分點的經濟體量,但是也別忘了我國企業的資產已經幾倍甚至幾十倍增長了。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表明,去掉金融資產,我國二、三產業的總資產已經達到600多萬億元,比第一次經濟普查數據增長了十多倍。現在我們是以十多倍于過去的企業資產創造GDP,單位增長率的絕對量當然會是過去的幾倍,這不能構成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根據。也有人把全球自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乃至這幾年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動蕩,作為中國經濟下行的重要根源。事實情況是全球這一輪經濟周期復蘇盡管緩慢且不平衡,但是復蘇周期已經延續了近十年,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已經大大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因此,可以說全球經濟、金融市場和貿易規則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不構成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因素。中國經濟出現長周期下行壓力,仍然主要來源于內部因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從內部因素來看,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主要來源于三方面。

  一是政府和市場主體合作創造巨大市場需求的能力和潛力下降。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絕不是單靠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取得的,盡管這是最根本的。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各級政府本身就在基礎設施投資、工業投資和房地產領域直接和間接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各級政府掌握著土地資源和土地交易制度、地方發展規劃、基礎設施投資、產業發展政策以及部分稅費優惠政策等資源。在經濟發展為第一目標和速度為第一政績標準的導向下,政府利用手中掌控的資源,疊加各種制度設計,形成了基礎設施投資、工業投資和房地產需求等巨大而持久的市場需求,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這三類需求的長期持續高速增長是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國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突出表現在各級政府撬動這三大需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加速城鎮化和制造業成本國際比較優勢構成了發展的客觀條件。政府撬動三大需求的能力,疊加客觀發展比較優勢,形成了我國長期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

  在政府和市場的合力推動下,這三大需求長期高速增長并開始提前飽和。這導致相比于其他國家現代化進程,我國在人均GDP較低階位就出現了基礎設施投資、工業投資、房地產和對外貿易的過早退潮。而今天的過早退潮是過去長期過快增長的結果。

  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消費觀念導致的部分消費領域過快增長開始退潮。盡管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40年,但是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消費市場,跟西方國家仍然有很大不同。主要區別是我國的基本消費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庭和家族關系盡管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有所松弛,但是并沒有斷裂,家庭性消費依然超前。如年輕人買房,主要依靠家庭甚至是家族的力量,婚戀雙方父母共同付首付,大大提高了年輕人對房地產的消費能力。如各類汽車廠家怎么也預測不到為什么SUV車型會成為中國人最青睞的車型,只有在汽車作為家庭整體消費工具的時候,SUV才能顯示出優勢。再如中國人為什么對移動手機消費如此超前。因為中國人戶分離的人口接近4億,固定電話對這類人群沒有用。移動手機是最重要的通訊工具,即使是對最低收入階層。在收入差距拉大,富裕階層急劇上升的階段,爆發增長的富裕階層會形成對奢侈品的巨大需求,作為構成富裕階層社會符號的外在標志。這又形成了人均收入不到美國十分之一的國家,消費了全世界35%的奢侈品。但是,隨著社會文化心理的成熟,這種粗陋的富裕階層的外在符號失去了受人尊敬的意義,對奢侈品的追求熱會逐漸消退。目前,房地產、汽車、手機和奢侈品等超前消費領域正在逐步退潮,形成了當前經濟新的下行壓力。

  三是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中國失去了低端制造業的絕對成本比較優勢。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彌補不了低端制造業的需求空間。這個世界仍然是窮人占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人口不超過十億,其他都是相對貧困的人口,因此低端制造業的空間要遠比高端制造業大。隨著發展水平提高,我國生產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以及各種相關稅費制度,造成了低端制造業過早退潮。高端制造業盡管也在快速提升,但是占比過低,市場空間過小,而制造業和民營企業發展遭遇不小的困難。

  這三大因素構成了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主要根源,它具有規律性、客觀性和必然性。它跟所謂的投資周期和存貨周期沒有什么關系,拿西方的周期理論來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缺乏說服力。在出口、工業、基礎設施、汽車以及房地產等所有高增長需求都面臨大幅度下行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依然保持在合理軌道之中,依然保持全球大國第一增長率,不能不說是創造了歷史奇跡,充分證明了中國經濟的巨大韌性。現在,以往所有高增長的需求都已經回落,并處于低速穩定增長階段,只要房地產消費和投資能軟著陸,中國經濟下行的底部區域就能夠逐步坐實,目前距離底部區域已經不遠。

  2020年是鞏固之年:

  繼續扶持民營經濟發展

  維持逆周期調控力度

  2018年是問題暴露年,2019年是系統布局年,2020年是政策鞏固年。

  2018年初,我們仍然沉浸在對經濟增長前景的樂觀預期中。民營經濟困難現象加劇、汽車等大宗消費急劇下行等現象,中國經濟發展新一輪問題集中顯現。對此,黨中央及時作出了“穩中有進,進中有變,變中有憂”的準確判斷,采取“六穩”措施,增強民營企業發展信心。2019年中央政府針對新一輪經濟下行壓力和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采取了歷史上少有的大力度措施,以問題為導向,政策聚焦在四個方面:一是采取全面措施,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大力度減稅降費,限期清欠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對民營企業逾期欠款,降低要素成本,增加中小微企業融資等。二是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和專項債券發行,穩住基礎設施投資。三是激活國內消費,培育國內大市場。四是全面優化營商環境,加大對企業技術改造和研究開發的支持力度,推進新一輪開放政策等。

  從全年情況看,這四大類政策發揮了積極作用。民營企業狀況有所改善,發展積極性有很大提高,“五險一金”調整對中小民營企業影響最大。從目前財務指標看,私營企業業績增長最好。大幅度增加專項債穩住了基礎設施投資。盡管汽車對消費下拉作用較大,以及非洲豬瘟疫情對消費品價格產生了影響,但消費市場總體穩定。

  目前,各類政策仍然在加大力度實施當中,部分政策實施效應存在時滯。比如,民營經濟財務狀況有所改善,但是投資熱情并沒有全面激發;除了汽車對消費的下拉作用外,部分服務類消費增速也同步放緩;工業回落速度超出預期,鋼鐵、煤炭、化工高價格缺乏需求支撐出現回落;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余額雖然有所增加,但是寬口徑社會融資并沒有增加,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還沒有根本緩解;專項債雖然大幅度增加,但是因為具有現金流的項目才可以發行,導致新增專項債集中在棚戶區改造、交通項目和土地收儲上,公共設施項目資金難以保障,導致基礎設施投資中交通類投資保持穩定增長,公共設施投資類增速明顯放慢或下降。

  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0年經濟工作作了總體部署,明確了指導思想。會議精神表明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是主基調,同時要針對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進行適調微調,繼續大力度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和維持逆周期調控的政策力度,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水平。

  比如在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方面,會議指出要繼續化解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困難,激發民營企業發展活力;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穩住基礎設施投資;繼續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信貸增長和社會融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繼續優化營商環境,推動科技創新進一步深化。在針對新問題進行適調微調方面,會議指出,要重點激發民營企業的投資熱情,要引導財政和社會資金向基礎設施、高端制造和民生服務等拉動供需雙方的領域傾斜;要增加對制造業中長期融資,解決企業長期資金短缺問題;要擴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載力,發揮城市群作為區域基礎設施規劃主體的作用,解決行政分割給規劃帶來的連接不通、布點紊亂、功能重疊等問題;要拓展基礎設施投資范圍,將環境保護、數據信息基礎設施、民生服務、安全設施等作為基礎設施重要內容。

  真正實現觸底回升:

  創新手段激發消費潛力

  改善環境鼓勵民企發展

  關于我國經濟未來長周期增長趨勢,目前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呈現逐級回落的態勢。隨著經濟體量的不斷增大,潛在增長率將逐級下降。未來幾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將落在5%至6%區間;再過幾年將落在4%至5%區間;接下去甚至更低。這種推論盡管看起來很有理論根據,但是總體上是一種悲觀論調。按照這種理論推演,我國經濟在人均1萬多美元的時候就有可能大致跟全球經濟增長率同步了,也就無法在人均GDP上追趕發達國家了。另一種看法認為,盡管這一輪經濟調整周期很漫長,但是經過經濟結構、動力和增長方式的轉型,我國經濟仍然有很大可能在觸底運行一段時間后,繼續回升,并保持中高速增長較長時期。

  從客觀條件來說,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仍處于世界較低階位。我國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分甚至十幾分之一。我國人口市民化率起碼還有20%至30%的上升空間,實現社會服務徹底均等化還需要15年到20年的努力,目前只有近4億人享受相對完整的社會保障。人們創新創富的熱情仍然很高,每年新增幾百萬家企業注冊就是重要表征。在全球產業鏈和產業分工中,我國的綜合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依然存在。社會制度優勢轉化為激發增長的潛能依然巨大。當然,這些都是潛能,要轉化為現實的發展能力,還需要一系列體制和機制的重大改革和實踐摸索才能實現。當前,我國既需要適時運用逆周期政策,降低經濟下行的沖擊力,熨平發展速度,更需要著眼未來,創造啟動新一輪增長周期的客觀條件。我國經濟要真正實現觸底回升,還需要創造四個方面的條件。

  第一,政府要形成創造市場需求的新能力,要從舊領域中的“三合力”轉化成新領域中的“三合力”。

  我國要大力優化營商環境,最大限度發揮市場作用。但是歷史也證明,單靠市場經濟的力量,是很難繼續成就長周期快速增長。歷史上之所以出現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很難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不是這些國家的市場機制不完善,而是發達國家占據了領先發展的先機,占據了高端制造和全球化服務業的先機,控制著全球要素市場的定價權。后起發展中國家隨著要素成本的提高,不但很難分享全球市場需求,甚至連國內市場需求也會被發達國家所占有。我國貿易增長長期低迷,以及國內商品和農副食品逐漸失去性價比競爭力,就是這種現象的端倪,必須高度重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必須轉化成政府直接創造或推動創造巨大市場需求的能力。過去,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和工業投資領域,創造和催生了巨大市場需求,未來政府需要在個人消費、民生服務和科技創新上,創造和催生新的市場需求。我國經濟發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核心,同時需要擴張社會需求,擴大市場潛力。在鞏固和創新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和工業投資需求的基礎上,政府急需要尋找到撬動國內消費、社會服務和科技創新這三大新需求的杠桿,推動這些需求潛力加速釋放。過去政府靠土地、規劃和基礎設施配套來撬動投資需求,現在靠這些手段無法撬動消費、社會服務和科創需求,需要尋找到新的路徑和工具。這是決定未來我國經濟能否保持持續中高速增長的關鍵。

  這兩年,政府出臺了不少培育和引領消費的政策,但是效果不如刺激投資政策那么靈驗。各級政府在如何激發消費市場潛力上仍然需要學習過程,存在理論準備不足、經驗積累不夠和工具選擇不當等問題。教育、醫療、養老、文化、旅游和體育等領域存在嚴重供給不足、品質不高等市場發展空間。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發揮市場供給靈活性優勢,深化醫療養老等民生服務領域市場化改革和對內對外開放,增強多層次多樣化供給能力,更好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各級政府如何運用掌控的工具,吸引社會資金進入民生服務領域,實現多層次多樣化多渠道供給,仍然是個大課題。目前,各級政府在推動科技創新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建立了完整的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體系,但是橫向比較下來,各地區科創轉化為增長能力的效果卻大相徑庭,說明各級政府在如何激發社會和企業的科創潛力以及需求上仍然存在著巨大差別。政府撬動消費、社會服務和科技創新快速增長,也就是推動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促進公共服務加速均等化和推動工業加速升級,符合新時代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

  第二,要讓民營經濟重新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最活躍、最富創造力的力量。

  過去,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重要條件是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始終是最活躍的因素。在這一輪經濟轉型中,民營經濟經歷的陣痛最強,轉型程度最深,轉型難度最大,部分民營企業將被淘汰。為了契合過去的發展條件和方式,當前民營企業在結構上存在三個不合理。

  首先是產業布局嚴重不合理。民營企業主要分布在低端制造業、投資品工業、極度分散的物流、商業、餐飲等服務業、建筑業,這些都是目前需求下降最迅猛、產業組織變化最大和互聯網沖擊最明顯的領域。在民營企業五百強中,位居前三的主要是鋼鐵、有色和房地產等行業,其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比國有經濟要嚴重很多。其次是空間布局不合理。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以及縣域以下小城鎮和農村。過去憑借的是小城鎮和農村的區位優勢,要素成本非常低。現在產業要升級,設備要改造,產品要提質,管理要現代,需要導入現代要素,但是知識、技術、人才和數據等新要素很難導入,要素流動性差。目前我國每年要新增800多萬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就業相對困難。但是這些位居中小城鎮的企業,想引入一些大學生和技術工人卻十分困難。工業入園比例很低,工業配套能力差,工業要素成本低但綜合配套成本高,造成成本優勢逐漸喪失。三是民營經濟中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占比很低,家族工廠占比高。股權家族化,決策家長化,風險集中化,信息模糊化,缺乏抗風險能力和創新機制。這類傳統民營企業在訂單驅動、需求驅動、模仿驅動、低要素成本和低管理成本的經營環境下,可能會有很好的發展,但是一旦喪失成本優勢后,在向高技術、高質量和創新模式轉型時,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就會被淘汰。

  對此,我們一方面需要大力度減稅降費,擴大金融支持,努力降低要素成本;另一方面需要推動民營企業認清經濟轉型大方向,徹底擺脫家族型低成本制造業的經營理念和模式,走向現代企業制度。企業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不是家族私有財產。企業的價值在于選擇企業家來有效組合和管理要素,創造超額價值。股權控制權不等于企業經營管理權。

  第三,要深化對現代市場經濟的認識,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形成科創發展所需要的市場環境。

  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僅是資源配置方式,更是推動市場主體創新創業的微觀制度。新一代信息革命,推動我國市場經濟從物質資本驅動轉向知識資本驅動;從不動產要素主導的傳統要素市場體系,轉向以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動產要素為主導的現代要素市場體系;從物要素對活勞動的支配轉向活勞動對物要素的運用。創新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要形成財產最安全、產權最明晰、資本最多元、制度最長久、政策最穩定、市場最公正、信息最透明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要大力發展人才、技術、信息、數據等動產產權市場。

  第四,要形成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貿易重新快速增長。

  中國在人均GDP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時候,還不能只依靠國內市場來發展。要適應數字貿易、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的需要,建立新的貿易規則;推動貿易、投資和金融一體化開放。要充分認識到全球市場對低成本高質量工業品的需求仍然是主體,要素成本提高未必就不能低成本生產,降低工業生產成本的手段和方式還有很大空間,中國生產高質量低成本的消費品仍然具有全球綜合比較優勢。要對現在的自由港、自貿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國際產能合作區等特殊關稅區進行歸類和調整,要通過營商環境的國際比較,引導民營企業客觀分析中外經營環境的差異,鼓勵民營企業立足中國開展國際化生產布局,避免盲目遷移帶來的問題。要重新尋找到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的優勢和位置,在完善規則的基礎上,形成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在貿易、投資和科技方面新的深度合作方式,在高端和中端制造業上形成中國的特有競爭優勢。

  

特色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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